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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曾庆榴:广州东园——中国共青团的“产床”

        时间:2022-05-13 10:20:25 来源:羊城晚报 【字体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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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1920年8月,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,决定“收罗左倾及有革命性质的青年,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”,作为党的后备军。8月22日,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。至1920年年底,北京、广州、武汉、长沙等地,相继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。1922年5月,团的一大在广州东园召开,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的标志。

          习近平总书记说:“毛泽东同志称这里(中共一大会址)是中国共产党的‘产床’,这个比喻很形象,我看这里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。” 同样,团一大的会址——东园,也可比喻为中国共青团的“产床”,是广大共青团员的精神家园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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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1922年5月15日出版的《先驱》  

          团一大移会广州的原因是广州“比较的自由”

          团一大在广州召开不是偶然的,这和中央与粤区一直保持着来往互动有密切关系。1920年12月,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南下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,同时,指导并主持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改组,“广州共产党”组织是全国最早的六个地方党组织之一,广东党组织派代表参加了中共“一大”,随后,成立中共广东支部,直属中共中央局领导。1922年3月6日,广东党、团负责人谭平山给团临时中央负责人写了封信,信中最值得注意的话是:“大会地点,如能够改在广州开更好,因为比较的自由。”文句很实在,却可圈可点,将为何提请团一大移会广州的理由,摆得很对位。

          对广州“比较的自由”这五个字,我们不妨作点解读。

          1920年年底至1922年6月,是孙中山第二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的时段,孙中山任“非常大总统”。1921年1月22日,也就是孙中山再次建政广州不久,广州政府宣布废止“治安警察条例”,并公布了“广东省工会法草案”。这是一个具有进步意义的重大举措,得到陈独秀的赞扬和支持。在广东共产党组织创办的《劳动与妇女》上,沈玄庐发表文章说:“从前所谓法案,全部是妨害新建设的,莫过于这个‘治安警察法’”。文中指出这“条例”是袁世凯时代从日本抄来作为桎梏劳动界、言论界的一种刑具,“妨害人群的进步,妨害社会生活,妨害公共利益。”并说这“条例”的废止,“就我个人的感想,像解除了颈子上一条大而且重的铁链。我以为广州市民和广东全省人民不知道要怎样喜欢快慰。” 1922年6月15日,中共中央发表“对于时局的主张”,对这一点给予了肯定:“广州政府不禁阻劳动运动和废止‘治安警察条例’,废止压迫罢工的刑律等事,都算是维护民主政治的表示。”由此可见,“比较的自由”这几个字,是基于“治安警察条例”在广州的废止而言的。这是广州作为孙中山革命政府所在地的一种政治优势。

          1922年早春,香港海员罢工爆发,大批海员从香港撤回广州,坚持斗争。广东党组织于2月9日发表《敬告罢工海员》,公开亮出“共产党广东支部”的旗号,对罢工运动予以大力支持。这是广东共产党组织在省港革命舞台的首次高姿态亮相。在广州政府、广东共产党组织和广州市民的支援下,香港海员罢工以全胜而告终,被称为中共成立后中国第一个工运高潮的洪峰和起点。这一胜利,等于给广州做了一次形象宣传,用事实说明广州的社会政治环境“比较的自由”。

          为准备团一大在广州召开,广州党、团组织做了大量工作。最主要的,是按中共中央的精神,对青年团的组织进行整顿和重组。这一工作在1921年年底开始,至1922年3月显现成效:召开了宣传团的宗旨的万人大会;《青年周刊》创刊;召开了两次重组广东团的筹备会议,团员人数发展到400多人;并派人到佛山、肇庆等地组建分团。正是在这一基础上,谭平山才于3月6日写了提请团一大移会广州的那封信。随后,又于3月中旬举行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大会,到会者达3000多人。广东青年团整顿的成效,主要表现为统一了指导思想,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为宗旨,并壮大了组织,将大批优秀、进步青年吸收到团的队伍中来。到5月间,即团一大召开期间,广州团员已经发展到800人左右。广东团组织的整顿、重组工作,做得认认真真,有条有理,有声有色,为迎接团一大移会广州,做足了功课。

          团一大吹响了马克思主义的集结号

          五四运动后,青年一代在思索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时,意识到中国之所以落后,除器物、科技不如人,政治制度抱残守缺外,还有深层次的“社会”原因。放眼海外,更让青年们对资本主义的弱肉强食、残酷竞争感到厌恶。于是,带互助协作色彩的“社会主义”思潮,得以流传,为许多青年人所接受。然而,初时的“社会主义”是朦胧、笼统、未加界定的。1920年秋后相继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,混入了不少无政府主义者。因指导思想不明确,宗旨不一,组织涣散,至次年春夏,这些组织先后陷于停顿,活动中断。

          1922年4月1日《先驱》第 5 号指出:“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运动,第一期……因为缺乏全国集中组织的缘故,所以过去的团结只不过是很少的人数,即人数不少,亦不过像‘一盘散沙’实在没做出几件具体的事业来。”但是,有志于社会改造的青年志士没有却步,而是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不辞劳苦地攀行着。经过对各种“社会主义”思潮的辨别,尤其是经过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,思想认识逐步加深。党的一大后,在党的指引下,终于更加看清了马克思主义是改造中国社会的必然选择。

          很清楚,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,在指导思想上,经历了从一般接受“社会主义”,到明确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。2月26日发表的《青年周刊·宣言》宣称:“我们最服膺马克斯主义!”这篇文章是广东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杨匏安撰写的,是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整顿、重组时的郑重、庄严发声。

          1922年5月5日,团一大在广州东园开幕,张太雷主持大会并致开幕词。此日是马克思诞生纪念日,主席台上挂着马克思的画像。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出席了大会,发表《马克思的两大精神》的演讲,号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“实际研究精神”和“实际活动精神”,并指出必须把二者结合起来。团一大的“纲领”和“章程”,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制定出来的。团一大宗旨明确,主义昭彰,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举得高。这次大会,是向中国青年吹响马克思主义集结号的大会。

           团一大“纲领”的理论破冰意义  

          中共一大后,在革命实践中,结合分析中国的国情,党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索和探讨。党急需解决的,是如何认清中国革命的性质、任务、对象、方针及依靠谁、团结谁等问题。对这一系列问题,团的一大也须做出明确的回答。

          团一大通过的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》指出:帝国主义列强欲达其侵略中国的目的,各自扶植一派军阀势力,使之互相争斗,“以收渔人之利”,这是中国分裂和内乱的根源。因此,进行“反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抗本国封建武人的压迫”的“民主革新战争”,“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”,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当务之急。“这种反抗封建的民主革新战争,在政治和经济进化之历史的过程上有重大的意义。”而这种革命,就是“民主的革命”。这就表明,团一大“纲领”实际已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、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,亦即国民革命。

          团一大“纲领”指出:在最近的中国,社会上“最多数最重要的分子”是农人,小商人,小工厂主或工厂主以及知识者等小资产阶级。“鉴于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,我们无产阶级和最苦的农民都应当援助这种革命的争斗,造成无产阶级的真实力量,不应采取旁观或反对的态度使封建制度延长生命。”“纲领”并指出“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对于各种运动当协同各种青年团体共同工作”。团一大通过的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关系之议决案》还指出:我们“对于民主革命的政党,则应取援助的态度。”这些观点,是统战思想的萌芽,是建立国共合作的先声。

          由此观之,团的一大在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,清除无政府主义的同时,又对中国的国情及当前革命的要务,保持着清醒的认识,体现了坚定信仰、坚信主义与脚踏实地、务实笃行相结合的精神,是一次方向明确,政策、策略较为成熟的会议。团一大“纲领”对中国革命的性质、任务;对无产阶级应参加民主革命、应团结“最多数最重要的分子”等论述,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光芒。在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方面,团一大交出了一份切合中国实际的答卷。

          团一大闭幕后,中共中央紧接着于6月15日发表“对于时局的主张”,提出与国民党等民主派建立“民主联合战线”的主张,放弃了以往不与国民党合作的提法;7月召开党的二大,完整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(民主革命纲领)和最高纲领;第二年6月在广州召开党的三大,决定以“党内合作”的形式同国民党合作。这都说明,团一大“纲领”和有关的“议决案”,是转向国民革命、同国民党合作的破冰之作,与党的观念更新、理论创新、方针政策调整紧密连结着,并且是这一系列重要举措的前奏。

          团一大是中国青年运动发展史上的里程碑。广东党、团组织从广州的实际出发,审时度势,主动提请团一大移会广州。这使广州同中国共青团的历史,发生了深切的联系。团一大的会址——东园,顺理成章,成为共青团的“产床”,成为团的扬帆启航之地。南国名城广州,因之增色添辉。这是广东革命史上闪亮的一页。

          (作者是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、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)

        文章来源:羊城晚报2022年5月6日A6版「青年的使命与担当」理论专栏

        联合出品中共广东省委党校 羊城晚报社 共青团广东省委 

        专题策划统筹:张 棣 温建敏 魏法谱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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